七、光怪陆离的东方魔都
说一句比较伤自尊的话,民国时代的中国,在西方世界的普遍印象,基本上是一个愚昧、动荡、无可救药的落后国家,哪怕与黑非洲相比也毫无优越之处。
确实,当时的中国虽然还拥有古老的璀璨文明,但在西方人的眼中,却早已辉煌不再,被时代所抛弃。遍地都是破败不堪的中世纪乡村,贪婪野蛮的军阀和盗匪,以及与现代化生活完全无缘,时刻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可悲穷人——正如同我们这些现代的中国人,用充满优越感的眼光去看待非洲人一样。
而仅有的少数例外,就是位于那些通商口岸里的一系列“文明”孤岛,确切地说,就是那些由外国管治的租界。在西方人眼中,这些租界被视为连接“现代西方”和“传统中国”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。
而其中最大也是最繁华炫目的一座“桥梁”,则莫过于大上海的“十里洋场”了。
那么,民国时代的东方魔都大上海,究竟又是怎样的一副面貌呢?
当年的旧上海,素有“东方不夜城”之称,又被唤作“东方的巴黎”,以及“冒险家的乐园”。
——叮叮当当的有轨电车,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,闪耀着霓虹灯光的十里洋场,浑身咖喱味的印度阿三,戴着藤帽打着绑腿的安南巡捕,西装革履、趾高气扬的各国洋人,一口流利外语的金丝眼镜买办,身穿旗袍、牵着宠物狗的摩登女郎,走街串巷、黝黑干瘦的黄包车夫,卖白兰花和梨膏糖的饶舌小贩,满脸菜色的码头苦力,收音机广播里放送的昆曲和京剧,用“标准石油”铁皮桶搭建的闸北棚户屋,衣衫褴褛、偷偷剥树皮充饥的乡下乞丐,面黄肌瘦、神色黯淡的大烟鬼……
当民国时代的中国农村全面破败,不但农民生计艰难,饿殍遍地,就连地主也大量破产的时候,充满了现代气息的魔都上海,显然格外具有吸引力。因此,几乎每一年都有许多外地人前来上海谋生。而上海滩从1840年的荒芜芦苇滩,发展到20世纪的中国第一大城市,也是得益于全国人口和财富的不断涌入——虽然不如后世的“深圳速度”,但也算是发展得很快了。
此外,在民国年代,那些失势下野的军阀政要,前清王公们,为了防备遭到昔日仇家的秋后算账,以及享受现代化的高质量生活,也都喜欢扎堆地往上海和天津的租界里钻(例如《情深深雨蒙蒙》里面女主角的老爹,虚构的东北军阀陆振华),一旦局势有变,又可以立即再次出山,犹如现代的海外政治避难者一般——只不过当时在中国人的土地上,就到处是洋人的地盘,所以政治避难只要跑几步路就可以了。
总之,除了没有网络和电视之外,现代的各种生活必需品,在上海基本都能搞得到,现代人穿越过去不会有太多的不适。虽然那年头上海的治安远不如后世,黄金荣、杜月笙这样的黑帮分子横行几十年无人能治,但比起四川袍哥闯进成都市政府绑肉票的嚣张程度,上海的社会秩序在民国已经算是相当不错了。
但是,这一切从西方传来的现代化文明生活方式,主要都集中在租界的十里洋场。而十里洋场外面的上海市区,就没有那么美好了。
首先要注意的是,虽然当时的上海已是远东最为现代化的繁华都市,但是与如今基础建设极佳的上海不同,除了公共租界以外,居住在华界的相当一部分上海市民,是用不上电也没有自来水的,市容市貌呢,用现代中国的东西不好类比,总之基本上就跟大家在国际新闻里看到的印度和巴西贫民窟差不多。
你知道吗?在民国年间上海闸北的棚户区,几乎人人都会穿墙术!
——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由于洋货的大量冲击,江浙地区农村普遍破产,城市却畸形繁荣。于是,成千上万的破产农民甚至破产地主,全都一窝蜂地涌进大上海找饭吃。但这些人既无文化又无技能,进城之后混得好的百中无一。大多数人只能去扛大包,卖香烟,拉黄包车,当佣人,或者进工厂当小工,收入都很低,而且很不稳定,说不准啥时候就折本或失业了。所以买房是奢望,租房也困难。
当时,刚刚招募进厂的纺纱女工,每日薪水是三毛钱,一个月才9块大洋。而技术很熟练的老工人,大概也就是14个银元的月薪。鲁迅家的女佣在包吃包住之余,月薪才3块大洋……所以说什么民国时代纺织女工的月薪能够达到二三十个大洋,完全就是在胡说八道——要么这个“纺织女工”其实是工头或者“金领族”技术骨干,要么就是她其实拿的是金圆券……这具体又是个什么坑爹玩意儿,大家可以自行百度,总之在发行了不到一年之后,就有很多人都喜欢拿金圆券代替卫生纸来擦屁股,因为它比卫生纸还便宜。
更要命的是,那些公司在明面上规定的工资,实际上往往只有很少一部分能落到工人手中,因为中间扒皮的恶棍极多,而且个个扒起来都异常凶狠。
例如在二十年代初,上海飞星人力车公司实行定额薪水,每位车夫每日四角钱,月薪12元。但车夫真正到手的只有一角五分,连喝稀饭都不够,剩下一大半都被有帮派背景的工头克扣。如果硬顶着不肯孝敬的话,被打断手脚都还是轻的,装麻袋丢进黄浦江的也不少。
而当时上海几乎所有的招工市场,都被帮派(主要是青帮)包揽,企业必须给这些帮派大笔孝敬才能招工,想要绕开都不行。有时候还得容忍这些帮派往企业里塞进去一帮吃闲饭的人,否则就会被砸(日本纱厂之类背景深厚的硬骨头例外)。所以这些不劳而获的工头,不但残酷剥削工人,还能倒过来勒索敲诈自家老板——在他们这些无恶不作的狠人面前,没背景的资本家其实跟被剥削的工人没啥两样。
在这种处处受制于人的情况下,纵然企业家有心善待工人,也因为被黑道压榨胁迫,而做不成事。
而上海的房价又是出了名的贵,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,楼梯转角下边一个七八平米的放扫帚杂物的小亭子间,月租竟然就要10块大洋以上!如果借用厨房的话,还要另外多付钱!你让那些低收入的外地人去租房,剩下的钱就只够他去喝西北风。租不起怎么办?要么学习三毛流落街头,要么就去住贫民窟。
那时候的上海闸北,以及其它很多大城市的近郊,都是一眼望不到边的贫民窟,具体可参见当今印度的孟买和巴西的里约热内卢。现代的巴西贫民,好歹还能用铁皮、石棉瓦和塑料布搭建一个小屋。但那年头的中国工业落后,连上述这些工业品都不是贫民能弄到的,他们只能用更原始的方式盖窝。
当时,各地来上海谋生的农民,从乡下运来毛竹、芦席和篾片,把毛竹烤弯,插在地上,搭出一个半拱形的架子,上面盖上芦席,周围捆上茅草,在向阳的一面割出门来,地上铺块烂棉絮,就是一家人的住所。这种简易窝棚俗称“滚地龙”,高度仅到成年男子的腰部,进进出出必须深弯腰,夜里回去瞧不见入口,一不小心就会穿墙而入——就跟学了穿墙术似的。
这样简陋的“滚地龙”窝棚,通常来说都是非法建筑,自然是既没有电也没有自来水,最多也就是几百户人家可以分到一个公用水龙头,每天早上排长队轮流取水——据说很多都是从消防栓上私自接的——夜里经常因为煤油灯打翻而爆发火灾,住起来既不安全也不舒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