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你的企业改制方案里充满着悲悯的情怀,心里面有国家,更有人民!”首长的这个评价,是真正读懂了赵无极的改革方案的。
作为重生者,对于国企改制这一块,赵无极最怕的是重蹈平行时空覆辙,一是数万亿国有资产被贱卖,二是数千万下岗职工陷入生活的绝境。
或许,站在历史的高度看,赵无极的改制方案,除了这两条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外,其他的内容,譬如操作层面的一些东西,与平行时空的改革也大同小异。
有些观念,赵无极此时还没有提出,譬如“国退民进”,因为一个县域的企业改制,与这种带有整体性和全局性的理念,还有一定的“距离”。
……
有了中央的“尚方宝剑”,卢江县委和赵无极的动作都快了起来。
5月24日,星期天,卢江县委召开县委常委(扩大)会议,出席会议的有全体县委常委、非常委的副县长以及县委办主任陈立德、政府办主任宋克非、县人大主任尤轶农、县政协主席关儒林等人。
会上,胡永生传达了中央关于设立卢江县为“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”的通知,同时向会议报告了赵无极撰写的《卢江县企业改制暨工业发展方案(草案)》。
胡永生首先强调,这个方案,中央已经批准(向会议出示了中央首长批示的复印件),因此,常委们就不要议论要不要实施这个方案了,而是要将思维的重点放在如何实施这个方案,全县干部必须统一思想认识。统一行动指挥。
但是,“兴高采烈”的胡永生没有想到,当他把“统一思想认识,统一行动指挥”两句话讲出来后,立即就遭到了与会者的“质疑”。
他们“质疑”的。不是“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”本身,也不是“企业改制方案”本身,而是为什么中央会专门对卢江作出这样的决定。
虽然,他们这种“质疑”的语气是委婉的,语调是温柔的,但在胡永生听来。却有如“晴天霹雳”!因为他有些“得意忘形”了,他忘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情,那就是先与县人大、政协以及委常委们通气,然后再上报中央。
而赵无极在听到“质疑”声后,也猛然想起所谓“组织程序”的问题,胡永生此举。显然是不太讲规矩了。
经过艰难的挣扎和考虑,胡永生只得承认是他自己的“过失”。他说,赵无极同志在写出企业改制方案后,他的本意是拿到省里以私人身份请求省里专家和省委领导提意见的,谁知省委领导看到方案后,很高兴地就拉着他到了京都,直接去请示中央。而中央主要领导同志看了改制方案后,也非常赞同,于是便有了这样的结果。
胡永生这样一解释,众人的气也就差不多消了,至少表面上是如此。那么,中央此举有没有违反组织程序呢?当然没有!一国之最高政权,有权对领土内的任务事项作出直接指示或命令,其责任则由最高政权承担。
如果最高权力机关有一个命令,必须层层传达,才算符合什么。那么这个国家就永远谈不上“快速反应”。
胡永生承认了错误,承担了责任,但赵无极却知道,这些人的“质疑”并不是针对胡永生去的,而是针对赵无极来的。
不过。赵无极也没表示什么。该他说的话他才说,不该他说的话他又何必说。是骡子是马,先溜溜再说。这些人的“质疑”,有可能看不惯赵无极火箭式的上升,有可能看不惯要“挖社会主义墙角”,甚至也有可能是受到了某些企业的影响。
赵无极对那32家企业的《建议书》,同样保持着“质疑”,他觉得,内在的原因不会那么简单。
在“中央”二字的压迫之下,常委(扩大)会议做出了两个“决定”和成立了两个“机构”。两个决定是:《卢江县委关于贯彻落实中央“县域经济发展试点县”精神努力发展卢江经济的决定》和《卢江县委关于加快推进企业改革的决定》。
两个机构,一是“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”,二是“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”。
卢江县县域经济发展领导小组。组长:胡永生;副组长:安福林、赵无极(常务);成员:尤轶农、关儒林、李江林、刘昌平、袁永庆、赵历法、陈文敏、吴宗康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主任:陈立德。
卢江县企业改革领导小组。组长:胡永生;副组长:安福林、赵无极(常务);成员:郑丹强、许蜀康、张圣元、李江林、李苹、刘昌平、孟恩远、袁永庆。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,办公室主任:袁永庆(兼)。
两个决定,争议不大,但两个“机构”却引发了争论甚至争吵。